中国式社企：助力脱贫攻坚新模式

　马蔚华没想到，影响力投资与社会企业会如此吸引眼球。

　　去年，应社会组织管理部门之邀，他给300人讲解影响力投资，报名却超过了1500人。

　　现场之火爆，让身为招商银行原行长、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的他意识到，不仅公益圈，投资界的新锐们也在紧盯这个领域。

　　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影响力投资，目前在我国均没有权威定义。一般来说，社会企业被认为是“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”。至于影响力投资，马蔚华认为有两个原则，一是追求正面的财务回报，二是显著的、积极的社会影响力。然而，关于“影响力”如何测量，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统一的标准。

　　有学者把公益事业从内而外可以简单划分为“慈善”“公益”“社会创新”三个圈层，是从“授人以鱼”到“授人以渔”到“渔场生态系统化改造”。当到了社会创新层面的时候，公益领域已经开始需要融合商业思维和可持续模式探索，而社会企业是其中探索之一，被认为可以解决传统公益组织不能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。

　　当商业资本投向社会企业，就成为影响力投资的一种典型形态。

　　5月30日至6月1日，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上，社会企业成为投资领域的一个关注热点。

　　本届年会以“影响力投资助力脱贫攻坚”为主题，倡导借助社会企业的力量，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推进精准扶贫工作。“影响力投资是公益慈善发展的一种必然。”马蔚华说。

　　“社企”在路上

　　2010年，秦玥飞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，到湖南农村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。头3年，他在一个名为贺家山的村庄开展服务，尝试修水利、建敬老院、修路等，虽有成效，但他意识到这只是在给当地“输血”，“一旦我们离开，输血式资源就不会再发生作用。”

　　“我们得搭建一套人才流动的机制，让优秀人才愿意到农村去。”秦玥飞说。于是“黑土麦田”公益组织应运而生，以青年下乡服务的方式带动产业扶贫。

　　这些青年既有清华、北大、哈佛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，也有退伍返乡军人、打工返乡青年和留守在家的创业青年。秦玥飞认为，优秀青年的自身特长以及他们为贫困村带去的服务，可以促进产业扶贫模式的发掘和培育。

　　在黑土麦田“农村创客”计划的推动下，青年“创客”组织村民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。比如在湘西，“扶贫创客”带着村里留守的苗族妇女，发掘苗绣技艺做成产业，接海外订单，月均订单总额约10万元。

　　秦玥飞介绍，成熟优质的、以扶贫为目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升级为公司，优质的“扶贫创客”在两年半服务期满后可以升级成为乡村创业合伙人。

　　从“输血扶贫”到产业扶贫，再到“农村创客”平台式扶贫，黑土麦田的运营模式，逐步打破传统公益与商业之间的界限，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企业的模式探索。

　　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为代表的业内人士认为，扶贫、助残、养老、教育、环保等领域其实已经出现商业模式成熟的社会企业，并具备规模化扩展的要素。

　　本次年会上，商业公司水滴筹拿下“年度社会企业”及“医疗及大健康奖”两大重奖。评委们认为，这家公司在慈善法未予规制的“个人对个人捐助”即传统慈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这是其被称为“社会企业”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天然“姻亲”

　　为促进国内影响力投资事业发展，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布，作为投资人出资5000万元参与禹闳资本新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“禹禾基金”，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。

　　早在2010年，南都公益基金会即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社会企业家项目合作，持续4年对社会企业予以资助，共支出360万元支持24家社会企业。然而，实践证明，资助并非最好的推动方式，社会企业应有其自身的商业发展模式。

　　南都基金会转而尝试无息贷款项目，却又遭遇两大挑战。

　　一是来自监管方面的不理解。二是人才缺乏。

　　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说，2015年，该基金会为社会企业工蚁坊提供无息贷款，签订的是捐赠合同，“我们以资助的形式给钱，工蚁坊还钱也是以捐赠的形式，这相当于君子协定，假如对方不还钱，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　　为了更加合规，第二个无息贷款项目是将资金捐赠给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，通过其控股的富平小额信贷公司贷款，为社会企业耳目网提供支持。耳目网致力于构建残疾人网络社区，向企业筹集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岗位或佣金任务，并根据任务要求开发技能培训课件的方式，帮助残疾人创造价值，提高家庭收入。

　　两次试水后，南都公益基金会认为，做影响力投资需要一个“过桥机制”，要么像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那样控股专业投资机构;要么与专业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合作，将投资与基金会业务相对隔离，降低投资风险。

　　问题是，中国有真正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吗?

　　禹闳资本在2007年创立之初就明确了社会价值导向，新成立的禹禾基金，重点关注健康养老、文化教育、绿色农业、低碳环保这4个领域。

　　禹闳资本创始人唐荣汉说，从近年投资实践来看，社会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并不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的投资。基金会与投资公司在影响力投资方面几乎是天然的“姻亲”。基金会在投资的“前端”做好培育———资助公益组织在管理与运营方面发展成熟，具备向商业转型的条件。投资公司可以在“中端”和“后端”以资本和服务推动社会企业发展。

　　唐荣汉表示：“作为社会企业的外部投资人应有创业合伙人心态，投入更多的精力给予所投企业帮助和支持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有‘洁癖’的耐心资本。”

　　空间巨大

　　2015年，年轻的沈杰决定离开待了14年的物联网研究岗位，“想找个垂直行业，跳到‘坑里’去真实体验一下。”

　　第二年，致力于渔业发展的公司庆渔堂应运而生。公司业务并非自己养鱼，而是把物联网和渔业深度结合，服务养殖户，带动产业扶贫。

　　“总体来讲，一是实现高效益提升，增加养殖户收入，带动产业扶贫;二是高品质提升，让鱼更好吃、更安全;三是实现循环利用，达到零排放的要求。”沈杰说。

　　这家公司的未来3年规划中，年增长率保持300%以上，“可以实现1个农民带动3个农民的经济发展，到2020年可以服务12万用户。”

　　该模式被投资人看中，本届年会上，庆渔堂与江苏亲近母语文化教育优先公司分获禹闳资本1500万元和1600万元投资。与此同时，上海益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获得广州谷丰园健康产业投资公司500万元投资。

　　“中国自有市场非常巨大，只要技术与方法使用得当，很多行业都会成为今后创造财富、创造社会价值非常好的土壤。”沈杰说。

　　徐永光也认为，如果资金规模达到千亿级，就能批量解决个人大病救助的社会问题，影响力投资可助推社会企业成为某些领域的“独角兽”。

　　马蔚华表示，在政府投入和公益慈善领域资金总额之外，有着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巨大空间。

　　为此，他身体力行，不仅出席各大活动场合发表演说，还操盘资金总量达5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影响力投资。

　　不久前，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出台“红头文件”，规定社会企业可在工商部门注册，随后开启了社会企业评定工作。政府在执行层面的推动，此为首例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已开始试水影响力投资。

　　去年12月1日，该区发布“关于打造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的意见”，要打造5种业态：一是推动社会影响力债券出台，企业只要发社会影响力债券，政府补贴2个百分点，连贴3年;二是推动一批社会影响力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子基金的设立，区级政府拿出引导基金110亿元;三是发展慈善信托;四是支持社会企业发展;五是鼓励社会责任型投资。

　　政府打造“高地”，更注重实践的样本价值。该区副区长何杰说，打造社会影响力债券要具有“标杆意义”，要“探索出可复制、可借鉴和研究的债券或项目”。